记者近日从接近上海国资委的人士处获悉，此轮改革不仅希望将国资增量即国企收益投入社保；更希望盘活国资存量，以国资退出变现的方式直接向社保基金“输血”。

　　自去年开始，上海国资加速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最大的举动，是讨论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家化改制，得到了突破性进展。

　　2010年12月上海家化停牌。今年年初，家化集团董事长葛文耀表示，上海家化的改制方案是“国资全部退出，家化集团被整体挂牌转让”。

　　一旦国务院批准这一方案，将是上海自2008年9月提出国资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以来，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国资退出。

　　本报记者获悉，除了等待国务院批准，在股权挂牌出售前，上海家化还会把股权从控股公司上海国盛集团转移至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资管理公司”)。这家公司是上海国资委2010年3月新成立的国有股权处置平台。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建文向本报记者表示，这一股权转移动作背后，恰恰蕴含着此轮上海国资改革的逻辑。

　　把“阁楼”拆掉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严厉的地产调控下，土地财政已无法全力支撑上海“十二五”的发展，而年逾百亿的社保资金缺口，更要求上海在资金层面寻求新的出路。“因此国资发挥引领作用比以前更重要。”杨建文说。

　　本报获悉，上海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思路已基本明朗，制度运作框架也已明确。

　　主要思路是将原先集团公司的资产一并装入上市公司，推动集团的整体上市，上市之后是进行股权转移。

　　上海市属国有上市公司的出资方和控股方，“是类似上海建工集团、上海纺织集团这样的一级集团公司，一旦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后，股权就直接转移至上海国资委，由国资委利用新建的资本平台公司进行股权运作”，杨建文解释说，“这样一来就将原先一级集团公司这层"阁楼"给拆了，股权交到国资委新建的平台公司，更便于财政进行统筹”。

　　这家新平台公司名为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由上海市国资委出资1亿元，主要经营范围是对市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按市场化方式运作。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国资公司”)副总裁徐菲曾撰文阐释这轮国资改革面临的现状：“目前上海国有投资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主体多，各自为政，造成了国资分布不合理，给国资委的统一部署造成困难。”

　　杨建文对本报记者说：“按原先架构，政府让国资委去筹钱，国资委给下属公司派业务，让下属公司进行股权变现，还要经过集团公司、再到国资委，国资委再到财政，这个层级很多，不同行为主体、利益主体，有摩擦”，所以究竟应该进多少、出多少需要一个统筹考虑。

　　“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就是改变原来企业和非企业不分，经济组织和非经济组织不分的现状，上市之后，原先集团公司功能就不存在了，如果再让其控制股权成本比较高。把"阁楼"拆掉，将股权直接转移给国资委后，统筹管理，有效性将增强，资金自主进出的成本降低”，杨建文说。

　　如此一来，改革甫一完成，国资将成为整个上海更大的“输血”平台。“从全国来看不敢说是率先，但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杨建文说。

　　新政阻力

　　但是这一“拆除阁楼”的思路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上海不少集团公司原先是从行政性工业局、工业公司翻牌改制而来，虽然在过去20年间职能已经发生转变，但现有的集团公司架构仍不单纯是经济组织，有的集团干部还是市管干部。

　　这种“削减阁楼”的方式涉及利益重新盘整，必然阻力重重。

　　上海国资管理公司自2010年3月成立至今将满一年，但工作进展缓慢。在人事方面仅确定了董事长由上海国盛集团董事长施德容兼任，其他人员仍未到位。

　　一位长期与上海市社保局合作项目课题的专家对本报记者说：“国资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填充社保基金的问题应该是国资委和社保局在沟通，操作方案很复杂，部门利益牵扯太多，也比较敏感”。

　　这位专家认为“制度是可以的，关键是方案怎么来安排。对国资委来说无所谓，对企业影响比较大。大的企业和集团抵触会比较大”。　　不过上海对这一股权平台寄予厚望，希望以这样一个平台“集中力量办大事”，调配资源。

　　为了解决阻力，该公司成立之初在管理框架设计上就极富特色，有可能将在董事会之上另设管理委员会，而管委会将由上海市国资委领导等人员组成，一方面尽可能保证国资委对该公司的掌控，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划转国资委旗下其他强势国企股权时可能产生的摩擦。

　　上海市长韩正去年末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指出，“要打破现有的"集团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体制”，此言意味深长。

　　2011年年初，上海国资系统会议上除了明确“2011年将证券化率从2010年的30.5%提高到35%，推动450亿元国有资产上市”的目标外，还将“强化国有资产股权管理，实质性启动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列入2011年的议事日程。

　　“现在上海的思路和基本方案都已经比较明确了，正在推进。平台正在搭建，机制还有待理顺”，杨建文对本报记者说。

　　输血“社保金”

　　从1999年开始，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便连年赤字，每年的社保资金缺口都在百亿以上。

　　2009年至2011年的上海“两会”上，市委书记俞正声曾多次直言“社保是上海可持续发展中最头疼的一个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上，上海市长韩正表示，“上海市政府将通过各种办法确保社会保障水平提高”。

　　国资退出变现被寄予厚望，而此轮上海国资改革为国资向社保基金输血提供了窗口。

　　“体制理顺后，上海更便于统筹安排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资逐步退出问题，计划每年哪些企业退出，财政统筹更加便利，给上海的发展带来更大的腾挪空间，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位国资领域专家对本报记者分析说。

　　“上海家化的国资退出实际上已经谈了七八年，去年年底最终确定国资全部退出的方案应该说是时机到了”，这位人士说。

　　据统计，2010年前3季度，上海电气、百联、光明、兰生、国盛等下属40多家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规模最大的10多亿元，最小的仅几十万元，与上海家化的国资退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股价核算，家化集团一旦国有股整体转让成功，其价格将高达60多亿元。而据本报获悉，资金变现后，部分资金将有可能流向社保基金，填补缺口，其余将流向久事、城投等公司支持上海城市发展。

　　“退出之后具体多少额度给社保基金，多少用于建设，最后会制订一揽子的方案，具体的决策权在国资委。”上述接近国资委的人士告诉本报。

　　“这是要鸡还要蛋的问题，究竟是当前利益重要，还是长远利益比较重要。通过红利的方式，就是拿个鸡不断来下蛋，长效分红机制。不过上海比较特殊，社保缺口比较大，每年财政补贴压力很大，一旦大笔国资退出可以分担财政压力。”业内人士分析说，“现实是当前缺口比较大，今年填上了，明年怎么办，能不能建立一个更加长效的机制？”

　　不过，杨建文强调这一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为社保筹集资金，也不仅仅是为了资金更容易进退。上海国企发展需要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而推进资产证券化，也需要一个让资本运作更加有效的方式，“社保资金不是唯一、主要目的。在整个体系里社保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只要把平台搭好机制理顺，其他问题都便于解决”。